1959年7月11日，在庐山上，毛主席和湖南省委周小舟和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进行了一次很别致的推心置腹的谈心，大家就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国家财政困难，农民吃饭难等问题畅所欲言。

  毛主席吸着烟，很认真地听，并且引经据典、借古喻今，谈话的气氛很宽松，话题也渐渐深入。

  毛主席有一个与他相差12岁弟弟，那就是毛泽覃，兄弟二人关系非常密切，毛泽覃13岁就跟在大哥毛主席的身边求学，多年来受到他无微不至的照料和教育，所以受毛主席影响最大，后来跟随兄长走上革命道路并肩作战，正因为如此，毛主席对他的要求也尤其严格。

  在毛主席的教育和影响下,毛泽覃的思想进步很快,他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1921年就加入了中国青年团，1923年就加入了中国。

  毛泽覃和大哥长相相似而且性情也相近，兄弟俩感情十分深厚，但在群众利益面前，毛主席发火时可不会顾及兄弟情面。

  毛主席对毛泽覃既严格要求又放手让他干革命工作，毛泽覃留在井冈山后，毛主席先是派他从事地方建党活动，随后又派他去搞土地改革试点。

  1928年6月,毛主席召集井冈山周围各县党的负责人会议，总结、交流土地改革的情况和经验，要求大家除口头汇报外还要交出书面报告，其他负责人都按要求上交了书面报告，就毛泽覃,只有口头汇报,没有交出书面报告。

  毛泽覃提高嗓门回答:“我每天干什么都要向你报告吗?你每天什么都要管呀!”

  你一言,我一语,双方杠来了，毛主席发火了，斥责道:“父亲不在,长兄为父，教训你我有责任。”并随手拿起一根小棍要打他。

  还有一次，在1930年的一天，毛主席在去和丰县君埠的路上，遇见两个红军战士押着一个青年在前面走，后面一位老妇人一边跌跌撞撞地追赶一边哭泣，毛主席赶忙了解情况，原来是毛泽覃所在部队在搞“扩红”，顿时怒不可遏。

  当晚，毛主席在弟弟的办公室对其进行了批评，兄弟二人为白天的事争辩的很激烈，毛泽覃说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毛主席认为弟弟在狡辩，气愤地向弟弟挥起了拳头。

  毛泽覃一见哥哥想要打人，也火大了，大声吼叫：“这是革命队伍,不是毛氏祠堂!”

  毛主席一下子头脑清醒了，慢慢放下举起的拳头，等到两人都平静下来后，就这件事作了细致的讨论安排。

  第二天，毛泽覃很快纠正了部下在“扩红”中所犯的错误，并且很快找到那位被“扩红”的青年，诚挚地向他赔礼道歉，还亲自把他送回家去，老太太看见儿子毫发无伤的回来了，欣喜若狂，毛泽覃又向老人家作了检讨。

  在中央苏区工作时期，毛主席对弟弟工作中出现的差错，多次进行严肃批评，每当毛主席指出弟弟的问题时，也会说:“不是毛氏宗祠，别认为是兄弟关系我就放你一马而庇护你。”

  “润菊（毛泽覃的字）很聪明，胆量比我还大，可惜啊，不到30岁，便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后来毛主席曾对亲属说，“记住泽覃是为革命牺牲的，他的精神不朽可以让我们活着的人思念。”

  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后，毛主席给党外民主人士和老百姓的印象是平易近人，不发脾气，做事一心为人民考虑，但一旦工作人员的工作损害人民利益或不为百姓着想时，毛主席发起脾气来同样让人害怕。

  旧时代的农村，缺医少药，农民生病了根本就治不起或没地方治，只能自己扛着，小病或许就过去了，要是不幸得了什么大病，那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农村走出来的毛主席十分重视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人民政府也千方百计想办法，采取过很多措施来处理问题，但是都收效甚微，没法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农村中农民长期缺医少药看病难的问题。

  毛主席认为发展中医对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比较简便易行，因为中医需要的医疗器械相对少，行动灵活方便，而且很重要一点中药价格不贵，更何况有些中药还可以就地取材或想办法种植，于是做出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大批量地培养中医，需要的时间相当长，一些学有所成的中医大多又留在城市医院里，这样一来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还是没有改变。

  那时，毛主席也曾多次指示和组织城市中的医院组成医疗队，巡回下乡为农民治病，但事实上，由于医疗队人数有限，所以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在听取卫生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部长说：全国目前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90%高级医务人员在城市工作，其中70%集中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的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也是城市占大头75%，农村仅仅占25%。

  毛主席一听勃然大怒，面容严肃地站起来，严厉地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紧接着又说:“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要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一个多月后，毛主席召见钱信忠等人，讨论培训农村不脱产的卫生员的事，毛主席说：

  “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还是为了城市，可中国有五亿多的农民。”

  “医学教育要改革，高校毕业生就够了，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主要是在实践中学习提高，把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很快传达贯彻到全国，各地卫生局要求各公社诊所组织培训“半农半医”，各诊所请医院的大夫来授课，有的还组织到医院去实习。

  大批医务工作者从城市到了农村，举办赤脚医生学习班，赤脚医生学习班结束后回到各大队医务室，改善本地的医疗状况，为本地村民服务，方便周边村民看病就医。

  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以《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改革的方向》为题的文章, 《人民日报》于9月14日刊载，毛主席读后，在文章眉头上欣喜地写道:“赤脚医生就是好。”

  《文汇报》等各大报刊随后纷纷转载了这篇文章，就这样“赤脚医生”这一名称也迅速传遍了中国。

  赤脚医生也留下了很多值得讴歌的人物事迹，王树忠先生曾写过一篇题为《时代的凯歌—记赤脚医生王树善》的文章。

  在20世纪70年代原沿河城公社狮子沟的上德水村，王树善在1965年刚满15岁时便被派到大医院进修，通过学习医学水平提升很快，在掌握了常见病的治疗方法后，回村当了赤脚医生。

  此后他的药箱不离肩，白天下地劳动、看病，晚上在煤油灯下苦读医书，经常学到半夜，他还拜中医为师学会诊脉、针灸等技能，他非常勤快，不分昼夜地奔走在附近的6个小村和沿河城火车站，哪里有病人他就出现在哪里，乡亲们亲切地称他为‘小华佗’。

  全国绝大多数“赤脚医生”都像王树善一样，既是为当地百姓看病的医生，也是挣工分的农民，他们大多数谈不上科班出身，没有多高的医技水平，也很少有深造学习的机会，但都是“全科医生”。

  在农村，老百姓生病受伤时，他们都得接诊治疗，一要能处理、会治病，一般不开大处方，随看随治，既要会中医的望、闻、问、切，还得会西医的问、触、叩、听。

  二要千方百计地节省医疗成本，能针灸解决就不用药，能偏方解决就用偏方，再者就是自力更生，解决部分药源，自采、自种、自制、自用，当时人们称之为 “四自”精神，原则就一条：能治病、治好病就行，不仅农村合作医疗这样做，城市大医院也这样做，风行全国。

  赤脚医生们并不蛮干，利用自己熟悉农村的便利条件，参照《常用中药材·图谱》《北京中药材手册》等书籍，把山上采回来的中药材，分门别类地遵照相关规定进行清理洗涤、晾晒、切片制成饮片保存使用，有的还按照古书《雷公炮灸药性解》经过炮制才保存使用。

  有些根茎类药材，如河北大黄、柴胡等，他们心疼新鲜药材切片晾晒时会随水分蒸发跑掉一部分药性导致疗效降低，所以宁可费点力气，也要整根晾干后再切，实在切不动，有的医务室请铁匠打制了专用铡刀。

  有些中药材本地没有或很少，但是能种植栽培的，他们就按照《中草药栽培手册》自学和摸索种植技术，搞来种子便自己种，像板蓝根、大青叶、生地、山药、红花、黄芪、薏米这些都有种植过。

  赤脚医生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等书籍和别人的经验，按中药方熬制预防流感汤供村民取饮，以蒸馏法自制清洗伤口的蒸馏水，以渗露法制作十滴水等，多数效果较好。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当时的赤脚医生们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老百姓在他们身上只闻到了泥土和药的芳香，丝毫没有铜臭味，所以那时的医患关系是非常的和谐。

  也正是毛主席作出“六.二六指示”，国家开始大力培养“半农半医”式的农村医生，奠定了医疗队伍基础，于1969年之后，农村地区的“大队医务室+赤脚医生+合作医疗”模式才如如火如茶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农村合作医疗以保健医社和卫生合作社的形式在1944年的陕甘宁边区就已出现，但处于萌芽阶段，机制不够完善，受益面也不广。

  到1955年农业合作化达到高潮，卫生部肯定了“合医合防不合药”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使得农民在看病时药费自理，免收服务费、预防保健费，并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1959年11月，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在山西省稷山县召开，正式肯定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这个制度与农村大队医务室和“赤脚医生”紧紧绑在一起伴生伴长，“合作医疗”的模式，找到了解决农村看病难问题的钥匙，于是很快便发展起来并闪现了特别耀眼的光芒。

  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国家在广大乡镇农村推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和农民自愿参加，政府、集体、个人多方集资，以大病统筹、一老一小等形式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采取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方式筹集医疗资金，相对于20世纪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人们称之为“新农合”。

  2002年10月，中央明白准确地提出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9年，中央作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战略部署，确立了“新农合”作为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地位。

  正是毛主席的大动肝火，一锤定音，全国各个角落里的千千万万的农民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也得到了急需的医疗服务，农村极大的改善缺医少药状况；也使现在几亿的农民都能享受到“新农合”保障。

  中国的老百姓永远都不可能忘记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曾经为了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费尽心思，事实上也从没有忘记过。